总之，我们应该如何发展这一领域的研究？首先，我们必须要进行更多比较研究，不仅要研究当时主要参战方的政治、军事、社会与文化背景和状况，也必须仔细地研究德军、苏军、日军等暴行和罪行的细节，尤其需要借助心理学及刑法学的研究镜片，以了解当时犯罪士兵的意图。其次，我们必须有这样一个概念：南京大屠杀只是日军在全亚洲实行的暴行之一，在中国、韩国以及东南亚国家存在很多“南京”，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据我所知，至今尚未出版关于日军在全亚洲暴行较为完整的历史著作，这样的著作要求能从宏观的角度探讨和解释日军对华、韩、菲以及其他国家和美、英、奥等国战俘的虐待，并继承高兴祖与张纯如为代表的研究精神与才华。

这类著作既可向读者提供更加全面地了解日军暴行的机会，同时也可汇集多样的第一手历史史料。当然，实施这种比较研究项目存在一些困难，其中最主要的障碍乃是语言，因为它要求作者必须掌握汉语、日语、英语或俄语等，但是此挑战并不是不可克服的，这样的研究项目自然会欢迎不同学者的参与，一支来自不同国家和学科的学者队伍亦可提高这样的著作的信誉。最重要的是，这类著作也可以将南京大屠杀置于历史背景和日军全亚洲暴行的历史叙述之下，从而避免把南京大屠杀视为一种历史异常的危险。其实在美国已出现此问题，虽然愈来愈多人对南京大屠杀有所认识，但他们只把南京大屠杀视为日军在华的唯一罪行，不知日军在南京所实行的大屠杀其实不是一个例外，在抗日战争和日军在全亚侵略行为中不幸是一个常见现象。

我认为对这类著作的关注已经刻不容缓，因为最重要的证据——各地的日军暴行幸存者——已开始渐渐逝去，犹豫不仅会造成许多个人悲剧，使我们永远无法得知这些幸存者的故事，使其证词被置于默默无闻和沉默中（即张纯如所形容的对受害者的“第二强奸”），而且也算是一种学术悲剧。

（作者单位：美国乔治城大学法学院）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