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规定社会教育独立专项经费。民国初年，政府对社会教育经费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加之社会动荡不安，教育经费多被挪充别用。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对社会教育有了深刻的认识，对社会教育经费有着明确的规定，藉此保证社会教育顺利开展。1928年10月，国民政府通令各省教育厅“规定社会教育经费，应占全教育费中百分之十至二十”。教育部训令各省市自1929年起切实实行，按照规定的标准划拨各地社会教育经费。自此，社会教育经费就有了正式的政令可以遵循。但事实上，1929年达到教育部所规定经费数额的省市寥寥无几，仅有湖南省、福建省、汉口、天津和南京五个地区。江苏省的社教经费仅占9.77%，经济较为发达的上海也仅占3.85%，这与教育部的规定有很大的差距。

针对上述情况，教育部训令各省市“在全国改进教育方案，关于成年补习教育及社会教育方案，未奉公布核定以前，各省市县应仍遵照迭令，增筹关于社会教育经费，务以达到社会教育成数与该省市县教育经费全数之十至二十之标准，自令到之日起实施”。经过政府的再三督促，各省市社会教育经费，“十九年度有江苏、浙江、西康、福建、湖南、陕西等省及南京、天津、汉口三市。二十年度有江苏、浙江、福建三省及南京、上海两市并威海卫”，达到政府的标准。县市社会教育经费，“十九年度有西康、云南、江苏、福建、热河五省，二十年度有江苏、浙江、热河三省”达到标准。与1929年相比，达到标准的省市数量有所增加。虽然从全国范围来看，各省教育经费的投入参差不齐，有些省份甚至相差甚远，但总体上来说社会教育经费大多还是有所增加的。社会教育独立专项经费的确定，在整个社会教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是积极而重要的。

3、制定多项社会教育法律法规。这一时期，国民政府制定了多项法律、法规，藉此保证社会教育的稳步发展。自1927年至1935年，国民政府颁布有关社会教育的法规包括，民众教育三十九种，图书馆、博物馆十一种，通俗讲演四种，公共体育七种，电化教育十五种，特种教育八种，美化教育二种，共计八十余种。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民众学校办法大纲》、《民众学校规程》、《实施失学民众补习教育办法大纲及实施细则》、《民众教育馆规程》、《职业补习学校规程》、《民众教育馆利用教育播音须知》和《社会教育机关委任人员之任免办法》等。这些社会教育法规是保障和促进社会教育发展规范化、法制化的准则和依据，使得社会教育工作的开展有了法律上的保障。随着社会教育工作的推进，社教法规的制定和修改也从未停止过，一步一步地逐步走向完善。社会教育法规的制定既完善了近代中国的法制，更直接保证了社会教育的权益和发展。

综上所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强化对社会教育发展的重视，形成了由中央到省再到市县一级的统一的行政体系，为其提供经济上的扶持和法律上的保障，其规模、组织更加完备，教育内容更为广泛，对近代中国社会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作者单位：绵阳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