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派的重量级人物戴震阐述考证要旨：“至若经之难明，尚有若干事：诵尧典数行，至‘乃命羲和’，不知恒星七政所以运行，则掩卷不能卒业……。”“然寻求而获，有十分之见，有未至十分之见。所谓十分之见，必征之古而靡不条贯，合诸道而不留余议。巨细毕究，本末兼察。若夫依于传闻以拟其是，择于众说以裁其优，出于空言以定其论，据于孤证以信其通，虽溯流可以知源，不目睹渊泉所导，循根可以达杪，不手披枝肄所歧，皆未至十分之见也。以此治经，失‘不知为不知’之意，而徒增一惑，以滋识者之辩之也。”“十分之见”关键在一个征“（证）”字。戴震为收入《四库》的《几何原本》（利马窦授、徐光启译）作提要，称该书“有界说（即定义），有公论（公理），有设题（推理）。界说者，先取所用名目，解说之；公论者，举其不可疑之理；设题则据所欲言之理，次第设之。……每题有法、有解、有论、有系。法言题用；解述题意；论则发明其所以然之理；系则又有旁通者焉。”他自己的著作《孟子字义疏证》就遵循了这种格式。

在欧洲，长期处于专制国王统治和天主教保守势力控制下的法国，此时正涌动着一股被称为“启蒙”（des Lumieres）的思潮，启蒙思想家“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恩格斯语）洋洋洒洒的《百科全书》（L’Encyclopedie，1751—1780）就是这个思想运动的一个丰硕成果。参与《百科全书》的撰写者会聚了一时之选，所以有“百科全书派”一说。但如果说，《百科全书》焕发的是脱胎换骨的新追求，那么，印衬着严厉官方背景的《四库全书》却凝聚了厚重的复古色彩（且不论还有趁机进行文化清算的“格式化”意图）。

明清之际的乱象并不能掩盖科学史上的辉煌。李时珍《本草纲目》，程大位《算法统宗》，朱载堉《乐律全书》，徐光启《农政全书》，徐弘祖《游记》，宋应星《天工开物》，方以智《物理小识》等等都有总结性的“大全”面貌，代表了传统科学的极致。从个案上看，它们的确构成了一个又一个高峰，但就整体而言，却并没有形成真正的规模效益。李之藻注意到，西人“通国之后，曹聚而讲究之。窥测既核，研究亦审，与吾中国数百年来，始得一人，无师无友，自悟自是，此岂可以疏密较者哉。”（李之藻：《请译西洋历法等书疏》）类似地，钱大昕也认为：“欧罗巴之巧，非能胜于中土，特以父子师弟，世世祖授，故久而转精。而中土之善于数者，儒学辄为小技。……中法之绌于欧罗巴也，由于儒者不知数也。”（钱大昕：《续畴人传》卷五十）其实，真实的原因又岂止“历算”、“数术”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