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的国情和人类现代化发展的基本逻辑来看，孙中山的这个选择是正确的。首先，任何国家的现代化发展都需要一个核心主体，在西方国家，如英国，这个主体就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历史表明，主体的代表性、整合力和成熟度，直接决定着这个国家现代化的成长。法国与英国相比，在迈向民主的道路上无疑更加激进和彻底，但其现代化发展却大大逊色于英国，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法国社会结构多元，一直无法形成一个能够有效整合法国社会的中坚力量。结果，法国的政治不得不在帝制与共和之间徘徊，使得现代化发展与民主化的发展无法有机统一，形不成相互促进的发展合力。所以，孙中山先生要为中国创造一个现代化的中坚力量，或者说核心主体，是符合现代化规律的。其次，就中国的国情来说，中国迈入现代化的时候，社会不但没有形成一个新兴的主导力量，相反，在军阀割据下，陷入四分五裂的无政府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下，国家发展的首要任务自然是建立一个核心主体，成为社会与国家的中坚。为此，孙中山选择了最具有现代民主价值和意义的政党组织，并强调要建立能够为政党宗旨而奋斗的军队，并把军队置于政党的领导之下，支撑政党对社会的整合和对国家的领导。以政党为核心整合中国社会、推动中国的现代化与民主化发展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现代化逻辑在中国社会的具体体现。至于什么样的政党能够担当这样的角色，不仅取决于政党的性质与能力，也取决于时代与中国社会的选择。所以，中国共产党能够成为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的核心主体和支撑力量，与政党本身先进性有关，但也与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对这样政党力量的迫切需求有关。

其二，中国社会性质与社会结构决定了作为核心力量的任何政党要支撑起中国革命和现代化的发展，都必须广泛联合各种积极的社会和政治力量，建立广泛的同盟，从而在巩固领导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核心力量的作用。1940年，毛泽东在勾画中国共产党所要建立的新国家、新政权时指出：“在中国，事情非常明白，谁能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谁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因为人民的死敌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而特别是帝国主义的缘故。在今日，谁能领导人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并实施民主政治，谁就是人民的救星。历史已经证明：中国资产阶级是不能尽此责任的，这个责任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了。”[5](P674)然而，“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懂得：他们自己虽然是一个最有觉悟性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是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在中国社会的各阶级中，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坚固的同盟军，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可靠的同盟军，民族资产阶级则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同盟军，这是现代中国革命的历史所已经证明了的根本规律之一。”[6](P645)“所以，无论如何，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这些阶级，或者已经觉悟，或者正在觉悟起来，他们必然要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基本部分，而无产阶级则是领导的力量。现在所要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5](P674—675)毛泽东把这种共和国的国体定位为“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虽然此时毛泽东所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新中国的政治主张与抗日战争要求中国共产党凝聚全社会力量以实现国家独立的现实要求有一定的关系，但这个主张背后的理论基础则是前后贯穿的。毛泽东当时就认为他之所以要强调国体，是为了揭示“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他认为“资产阶级总是隐瞒这种阶级地位，而用‘国民’的名词达到其一阶级专政的实际。这种隐瞒，对于革命的人民，毫无利益，应该为之清楚地指明。”[5](P676)所以，毛泽东用“人民”这个词代替“国民”这个词。相比较而言，“人民”能够很明晰地显示这个社会什么阶级是专政的主体，什么势力是被专政对象。抗日战争之后，在中国共产党开始全面掌握国家政权，建立新中国的时候， 1949年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所定义的人民以及人民民主专政，依然坚持“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这个国体定位。他这样阐述道：“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这两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7](P14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