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期，我党我军创办发行党、政、军的“两报一刊”，即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斗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机关报《红星》报。到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长征时，其他两份报刊先后停办，《红星》报成为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唯一报纸，是唯一能正面宣传报道我党我军有关重要会议精神的报纸。

作为长征期间我党我军主办发行的唯一报纸，《红星》报对长征途中召开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精神，在报纸上作了首次宣传。

遵义会议召开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红星》报不可能公开报道遵义会议召开的消息、宣传遵义会议召开的伟大意义、拥护遵义会议做出的有关正确决议。但遵义会议结束一个月后的2月19日，《红星》报却借助刊登一份文件，最早在报纸上对遵义会议精神做了间接宣传和拥护。

1935年2月19日出版的《红星》报长征专号第10期，刊登了题目为《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议决议案》的文件，该文件内有如下一段弥足珍贵的文字：“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议完全同意洛甫(张闻天)同志关于反对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一致确认中央政治局的决议。”接下来在论及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及长征初期红军遭受挫折的原因时又指出：“这一错误路线的主要负责者是华夫(李德)同志与××(指博古)同志。”“我们坚信在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的正确结论与领导之下，一定能团结全党同志像一个人一样，领导全体红色战士在广大的运动战中，争取伟大的胜利，消灭敌人，完成党交给我们的当前任务，创造云贵川边新苏区。”

应该看到，《红星》报刊登的上述文件所说的“洛甫(即张闻天)同志关于反对五次‘围剿’的总结的报告”，主要指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前后所作的两项工作：一是张闻天根据他在遵义会议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商的发言提纲，在遵义会议上发言时，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及长征初期红军遭受军事挫折的原因作出了正确分析，特别是张闻天在发言中第一个站出来，对以博古和李德为代表的“左”倾军事路线提出尖锐的批评。二是遵义会议结束后，根据该次会议形成的精神，由张闻天执笔起草出《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史称《遵义会议决议》)，该决议经中共中央政治局2月8日召开会议讨论，被通过后印发到各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