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通过刺激性政策保经济增长是短期任务，不得不如此的话，那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特别是把内需作为经济增长拉动力量，则是经济的长治久安之计。这不但是发达国家过去的经验之谈，也是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上下获得的最大共识。

内需的核心是居民的消费需求，而非企业、更非政府的投资。所以，扩大内需，就是增加居民的消费信心和消费能力。消费信心和消费能力的增加，靠的是居民收入的可持续性增加，这除了需要经济的增长，更需要有重大的制度变革。

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增强居民特别是低收入人群消费能力”，切中要害。最近几年，国民收入过度向非居民倾斜了。

先是农村居民。农民是中国最大的人群，但消费能力最低。这既有经济发展滞后的原因，更有制度性的约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最大亮点之一，是提出“要把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这对几千万已在中小城市经商、实际居住多年的农民工的福利，对于他们的子女，享有与城市居民子女同样的教育、医疗等基本服务来说，是重大的利好消息。非但是重大的公平举措，也是让公共财政的阳光照亮全社会每个角落的实际行动，为解决这部分本来的农村居民的后顾之忧，增加他们的消费和投资，开辟了道路。同时，这也为更多的农民进城，扫清了制度瓶颈。“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传统思路是把农民继续留在农村，而允许农民进城，消弭他们的农民身份，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更根本的途径。有人担心，农民进了城，没有工作怎么办？其实，这是误会。因为城市化本身，就是一个大量增加工作岗位的过程，城市和农村的最大差别，就是城里的工作机会更多。

其次，是城市居民。城市居民有所谓“新三座大山”的压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增加在医疗和教育领域的投入。此前，国务院关于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公平医疗服务的思路，而教育部也表示将就基础教育的公平性做出决定。

住房，是城市低收入居民的“心腹大患”。中国社科院最近的一份报告说，85%的城市家庭买不起房。人们希望房价回归正常，可是房价是开发商、众多央企、地方政府、银行以及热钱等各方利益均衡的结果，也与现行财政体制有关，单是那剩余的15%的富裕家庭，就有足够的能力把房价拉高。但是，解决住房难题，非“一朝一夕”之功。何况房价的高低，也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作为决策最重大问题的经济工作会议，不可能就存在争议的房价本身给出说法。但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政府在其中的任务，也就是“加强廉租住房等保障性住房建设，支持棚户区改造。”这说明，让“居者有其屋”，同样是政府的责任和愿望，而且政府一直在行动。

在经济处于并不稳定的时期，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复杂局面下，将改善民生作为明年工作的核心环节，是把经济的短期问题和长期问题统筹考虑的结果。这让我们对明年以及未来的中国经济前景充满信心。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融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