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党的十五大首次提出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为党内民主制度化、法制化、程序化提供了充足的动力和保障。2001年的十五届六中全会专门研究了党的作风建设，成为加强执政党作风建设包括党内民主作风建设的重要纲领。

在这个阶段，对党内民主认识的深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

首先，把党内民主的价值提到了党和国家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来认识。在深刻反思“文化大革命”惨痛教训的基础上，邓小平对党内民主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新的认识。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指出：“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要创造民主的条件……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 1980年12月，邓小平指出：“我们各种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改革，要坚定地、有步骤地继续进行。这些改革的总方向，都是为了发扬和保证党内民主，发扬和保证人民民主。” 这就把党内民主提到了改革总方向的高度。江泽民指出：“发展党内民主，充分发挥广大党员和各级党组织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是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重要保证。” 这表明党突破了以往仅仅把（党内）民主视为手段的局限性认识，将其地位和作用提到党和国家命运的高度，突出了（党内）民主的目的意义。

其次，充分肯定了发展党内民主对于人民民主的推动作用。十三大报告指出，以党内民主来逐步推进人民民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条切实可行、易于见效的途径。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 “发扬党内民主必然推进人民民主，这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条重要途径。” 江泽民同志在建党80周年讲话中明确提出：“通过发展党内民主，积极推动人民民主的发展”。 这些论述，都体现出党在新的实践基础上对党内民主认识的深化。

第三，在党内民主的发展取向上，强调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毛泽东晚年的一个严重失误，就是没有把民主与法制有机地结合起来，而是搞所谓“大民主”。结果，非但不能推动党内民主发展，反而使党内民主陷入了深刻的危机。有鉴于此，早在1978年，邓小平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要进一步发扬党内民主，加强制度建设，切实保障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民主权利。” 可以看到，以制度建设为核心，强调党内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是这一阶段党内民主发展的显著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