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共产党有了一些新的了解，又熟读古今历史、有着六十多年的丰富阅历的黄炎培，此时很大胆而又诚恳地向毛泽东发表了他那个有名的“周期率”说。他说：

“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人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拉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例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这段话是一位老资格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在饱经世事沧桑之后，向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袖明确而尖锐地提出的一个重大而发人深思的问题。黄炎培所提到的“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引自《左传？庄公十一年》，原句为：“禹汤罪己，其兴也浡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这两句话用了两个典故。一是用了“禹之下车泣囚”、“汤之桑林自祷”的典故，说明由于夏禹王和商汤王勇于承担责任，不诿过于人，他们的事业就兴旺发达，呈现了勃勃生机；一是用了桀和纣的典故，说明夏桀王和商纣王总是将过错全推给别人，他们就很快地失败了。两两形成鲜明的对照。黄炎培将这两句话用在同一对象身上，则说明了这样一种普遍的历史现象：中国过去的历史上，没有一个阶级集团，没有任何一个政党，乃至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跳出这由兴旺走向衰败的周期。黄炎培是针对国民党提出这历史的“周期率”的，而其落脚点却在共产党身上。在延安的几天参观访问，使黄炎培大开眼界，延安的政兴人和、生机勃勃的景象，使他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但是，黄炎培在振奋之余又有所担心：共产党廉明的政治作风和蓬勃的革命精神能够维系多久？最终能否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实际上，黄炎培提出的问题，也正是毛泽东思索已久的问题。从1944年读了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毛泽东就在考虑如何避免跌入这历史的“周期率”的泥淖。李自成的结局也是这“周期率”的反映。因此，对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已经是成竹在胸了。听了黄炎培的提问，毛泽东略作沉吟，便朗然答道：

“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听了连连点头，认为毛泽东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黄炎培认为“怕是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