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杭生：你可以提出你自己对三代学人的划分和看法，但这里有两个问题要注意，第一，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要非常慎重，有的学者就有划分为四代、五代的，例如我和陆学艺被认为是第四代，我们之后的被认为是第五代。第二，要在研究的基础上说话。这两点你还需要进一步努力。关于对社会学进一步发展的想法，我想强调一点，这就是促进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我认为，“理论自觉”非常重要。我的思路是这样。

第一，对中国社会学来说，总结过去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把握现在、规划将来。正如你所表达的：整体来看，我国社会学界欣欣向荣。确实，1979年恢复和重建的中国社会学，30年来经过几代社会学者的努力，取到了骄人的成绩，特别是形成了或初步形成了一些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以及产生了一批中国特色的经验研究的成果。这一点，在2008年出版的几本总结和纪念中国社会学30年的著作中，都有程度不同的展示。这些著作中有代表性是：我主编的《中国社会学3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10月出版；李强主编的《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1978—2008）社会学》，广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11月出版等。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这里不再重复。这里，我要强调的是：对中国社会学来说，总结过去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把握现在、规划将来。

第二，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是世界眼光中国气派兼具的中国社会学，还是西方社会学某种理论的中国版？着眼于现在和未来，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中国社会学发展面临的一系列课题、挑战和选择。其中的一个根本问题是，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中国社会学，或者说，中国社会学把什么样的社会学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是世界眼光中国气派兼具的中国社会学，还是西方社会学某种理论的中国版？这个事实上存在的分歧，在如何办社会学系、如何办社会学研究所、如何办社会学杂志、如何进行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如何培养社会学的学生、如何总结“中国经验”、如何形成中国社会学派、如何进行社会学的学术争鸣等等问题上，这样那样地表现出来。

第三，明确我们的目标是世界眼光中国气派兼具的中国社会学，而不是西方社会学某种理论的中国版，在我看来，首先在理念上需要一种“理论自觉”。就是说，中国社会学界在提高费孝通先生提倡的“文化自觉”的同时，极大地培养、促进自己的“理论自觉”，即中国社会学需要的是对西方社会学的借鉴，并主要根据中国社会发展和社会转型的实际，结合中国社会历史悠久的丰富传统学术资源，进行原创性的或有原创意义的理论创新，而不是在西方社会学理论或社会理论的笼子里跳舞，使自己的理论研究或经验研究成为西方社会学理论或社会理论的一个案列、一个验证。如果自觉不自觉地把西方社会学某种理论的中国版作为自己的目标，这是与中国社会学增强自己的主体性、减缩自己的依附性的大势所趋相悖的，是与它从世界学术的边陲走向学术中心之一的前景相反的，是与中国从地区性大国向世界性强国的趋势不相称的，也是与广大社会学学子的期待不相符的，总之，这是与我们的时代对中国社会学的要求背道而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