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09年，中国人民大学在全国率先启动了文科一级教授的聘任工作。经相关程序选聘，我刊顾问郑杭生先生在2009年5月被正式聘为人民大学首批14名一级教授之一，成为我国社会学学科第一位也是目前唯一一级教授。本文是郑杭生先生博士研究生童潇对郑先生进行的访谈。本刊刊发，以飨读者，以表祝贺！

郑杭生（1936—），浙江乐清人，出生于浙江杭州，成长于浙江余姚。现为中国社会学会名誉会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教育部社会学学科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社会学首席专家，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主任、社会学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名誉院长。郑杭生教授在社会学理论上建树颇多，先后提出了“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社会学本土论”、“社会互构论”等四论。这四论被认为是“在世界上提出了具有东方学术品格的中国人自己的原创性社会学理论”，他和他的学术团队在社会学界被称为是东方“社会运行学派”，他本人被认为是“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开拓者”之一。有学者认为，他的社会学理论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学在世界社会学格局中的兴起”。

童　潇（1981—），江苏苏州人，硕士毕业于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现为华东政法大学社会学系助教、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童　潇：郑老，您好！恭贺您成为中国社会学界第一位一级教授，也非常感谢您能在百忙之中抽出宝贵时间接受采访！我把这次采访看作是中国社会学的一些后来者向您求教，不当之处，还请您多加包涵，给予点拨。不瞒您说，在采访您之前，我还认真做了一些功课，又再次重新温故了一下您的学术历程。我想从您的学术经历角度切入来展开这次访谈。许多人都知道，您在读大学时主修的是哲学，在许多场合对您的介绍中，也多次提到您既是社会学教授，又是哲学教授。我发现有一个有趣的现象，许多西方社会学家，如社会学开创者孔德，如当代的社会学家哈贝马斯、福柯、布迪厄等其实都兼具了社会学家和哲学家双重角色。我想请您介绍一下您当年是如何以哲学为学术背景走上社会学治学道路的，同时想请教您，您认为社会学作为脱胎于哲学的一门学科（提出于孔德《实证哲学教程》），哲学会给予社会学怎样的学术滋养和灵感启发？

郑杭生：谢谢祝贺！我先介绍一些我个人的学术成长经历，再谈一谈我个人对社会学与哲学之间关系的体会。

我祖籍是浙江温州乐清，1936年出生在浙江杭州，所以叫杭生，1937年由于抗日战争爆发，我在2岁时全家逃难迁到浙江余姚，我在余姚一直读书到初中毕业。1953年，初中毕业考高中，我有一个哥哥在上海，当时还没有户籍制度限制，我就到上海很有勇气地报考了上海最好中学之一上海市上海中学，那年上中8000个考生中取400人，结果幸运地考进了。1956年高三毕业那年，人民大学那时有提前招生权，我的成绩符合条件，被保送进入了中国人民大学，因而没有参加统一高考。在选择志愿时，那时还什么也不懂，看到哲学系的介绍说，哲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综合。我想自己两者都喜欢，就报了哲学系。那时进哲学系比进其他系难，学制是五年。那年暑假我看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很有兴趣。我就这样上了人大哲学系，成为两百个新生中的一个，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研读了不少马哲的经典著作，听了不少校内外名师的课，一学就是五年。五年学完后，在人民大学哲学系肖前老师的关心下，1961年留校工作。除了1965年到湘潭参加“四清”一年、1969年到江西干校三年、1973年被“批发”到北京师范大学五年、1981年到英国进修两年多之外，可以说，我是一辈子“嫁”给了人民大学。

根据邓小平同志1979年恢复派遣留学生的指示，人民大学从那时起开始陆续向不同国家选派自己的学者，其中有一个前往英国进修哲学的名额，身份是访问学者，主要方向是分析哲学。我当时已45岁，应该说不小了，但是我想时不我待，应当出去看一看，于是通过各种考试，取得了资格。说来也巧，我本来预定的是去英国伦敦大学所属的大学学院哲学系进修分析哲学的，但是后来，布里斯托大学却邀请我以副研究员身份去该大学社会学系工作和进修，这样，我就阴差阳错地走上了主要进修社会学的道路。当然，在去英国前，我已经参加了几次当时在北京举行的、由费孝通先生主持的社会学“月谈会”。去英国前后，还有两个小插曲，第一个小插曲是1981年11月8日去英国的时候，有关方面和家属委托我在路上照顾费孝通教授，这使我有幸当面聆听到费老许多关于恢复和重建新中国社会学的想法，和费老的交谈，给了我许多直接的启发和启示。第二个小插曲是时任哲学系主任、伦理学家罗国杰教授写信给我，说当时人民大学哲学系当务之急是现代西方哲学而不是社会学，他的好意提醒，又使我在进修社会学的过程中，不得不将哲学放在重要的位置。这样，我在布里斯托大学就一边进修社会学，一边进修分析哲学。1983年12月，进修结束，我从英国回到中国人民大学，学校先是让我牵头在1984年初成立哲学系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后来，又让我牵头筹建了社会学研究所，后者在1984年秋获得教育部批准；接着，1987年在当时校领导袁宝华校长和罗国杰副校长的支持下，筹建了社会学系。那时前后，我在两条线作战，一边搞哲学，从1984年开始给哲学系本科生开现代西方哲学的课程，建立了现代西方哲学的硕士点。在招兵买马、扩充教研室学术力量的同时，我自己在《红旗》杂志1986年第三期上发表了《正确看待现代西方哲学》的文章，连续在《教学与研究》上发表关于现代西方哲学方面的5—6篇系列文章，还组织编写了两本现代西方哲学方面的参考书和教材：《当代西方哲学思潮概要》（1987，7，主编）、《现代西方哲学主要流派》（1988，2，主编），1985年现代西方哲学的硕士点得到批准，当年开始招生。一共招过四届、带过8名学生，其中6人获得了现代西方哲学的硕士学位，2人因为出国的原因，没有在我这里取得学位。与此同时，我还一边搞社会学，1986年建立了社会学硕士点，开始招生，并着手撰写关于社会学对象问题的专著和开始组织编写社会学概论新编等教材。从那时起，我逐渐把重点从哲学学科转移到社会学学科。但是，直到现在，我仍然受益于哲学，可以说，受益一辈子。像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为博士研究生开设的《马克思主义前沿课程》，我也是授课老师。我要求自己开的课，既有哲学的某种深刻性，又有社会学的某种现实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