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时间跨度的角度看，保增长是短期目标，管理通胀预期是中期目标，而调结构是长期目标。

鲁政委：这实际上是一个如何及时根据形势变化、及时调整政策的侧重点的问题。去年末和今年上半年，基本上是一切为保增长让路，因此才有了天量信贷的出现。而随着短期内经济二次探底风险基本消除（通胀预期的上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经济形势的好转），防通胀在政策菜单上的地位就应相对上升。当前应更加关注国际和国内的物价动态和预期变化，更加关注经济结构的调整，这实际上也是为经济的长期、稳定、健康发展奠定基础。

主持人：澳大利亚、挪威和印度等国已经率先收紧货币政策，欧、美、日也在探讨刺激政策的退出问题，您觉得中国的货币政策在这样的环境中会作出哪些调整？宽松调控政策何时会收紧？

鲁政委：首先，中国其实是全球最早在行动上试图退出宽松政策央行，未来应继续从上项目入手加强货币信贷调控。早在他们收紧之前，中国央行就已经开始了“微调”。最具标志性的行为是发行了定向央票，明确显示了收紧信贷的意图。此后，银监会也通过强化资本充足率管理，试图对银行此前强劲的信贷进行风险提示和约束。未来还应继续加强货币信贷管理的有效性，在这方面，从根本上说是应把握好财政政策上项目的节奏，从减弱财政相对对信贷的拉动作用入手，而不应当在财政不减力的情况下直接收紧货币信贷，这样就会使得中小企业、民间投资无法得到信贷的支持，从而将财政政策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放大。

其次，中国应该认真研究自己的退出策略，并密切跟踪国际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形势和货币政策态势。

中国当前应该认真研究危机之后，如何避免经济恢复过程中的股票和房地产泡沫积累，如何在经济回稳之后快速回收流动性，同时却有效避免资产泡沫的破灭、烂尾工程的出现和银行坏账的大量积累等问题，美元即将触底反弹后的国际资本流动及其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冲击等问题。

第三，中国年内还不应立即跟进加息，但明年加息不应受制于美联储。澳大利亚的加息是因为其主要出口市场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强劲增长。我国一样对外需依赖程度很高，但我们的主要出口市场欧洲、美国目前经济还未恢复到正常水平，国内经济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财政刺激，因此，年内还不具备加息条件。但应该立即开始收紧流动性，避免信贷的继续大幅增长，给明年的宏观调控留下难题；在明年，则应在确认美国经济没有继续下跌后就立即加息，不用等待美联储加息后我们才行动，避免宽松政策执行时间过程造成资产泡沫的大量积累，一旦进入持续加息进程后出现破裂，危及整个经济。

第四，扩大汇率波幅。作为获得独立货币政策的前提是人民币兑美元波动幅度的扩大。未来可以考虑在兑美元波幅更大的情况下，保持人民币有效汇率的相对稳定，以此支持出口的继续复苏，同时向市场主体提示未来的汇率风险，避免廉价美元泛滥情况下的货币错配风险累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