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退热论中的冷思考

□王廷惠

鼓励和促进民间投资是治理危机、扩大内需的基本思路，这一政策主线极其清晰

迄今为止，“国进民退”现象具有局部性、行业性、暂时性和阶段性，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就舆论关注的山西煤炭业改革而言，改革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煤炭行业集中度，提高煤炭生产的机械化、信息化和安全性，消除矿难频发痼疾，避免不可再生煤炭资源遭遇竭泽而渔的掠夺式开发，提高煤炭工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另外，从战略层面考虑，基于自然资源稀缺性、煤炭开采高风险性和国计民生角度的考虑，煤炭重组不无道理。

局部、行业和阶段性“国进民退”现象值得关注，但不宜被加倍放大和误解。我国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就是发挥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30年的经济发展路径决定市场化进程不容逆转。“国进民退”并非中央本意，更未形成“国进民退”之态势。鼓励和促进民间投资是治理危机、扩大内需的基本思路，这一政策主线极其清晰。

但是，需要注意公众关注“国进民退”现象背后的几个问题。

全面现实地理解“国”与“民”的关系

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不应是你进我退、此消彼长的简单对立关系。现代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应是相互补充、共同发展，甚至在一些经济领域还需二者成为战略合作伙伴，携手提供公共物品或公共服务。今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威廉姆森和奥斯特罗姆，获奖缘由正是洞察到交易的中间性治理结构、混合治理以及多方治理方式，对经济与社会运行中解决现实问题的丰富多样方法之不懈探索。参照威廉姆森和奥斯特罗姆的思想路径，也不至于将当前基于复杂现实采取的一些措施，误解为市场经济的倒退。山西省煤矿重组整合企业协议签订率达97.9%，整合保留的1053处矿井中，国有办矿占19%，民营办矿占28%，以股份制为主要形式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办矿占53%。至此，山西形成了以股份制企业为主要形式，国有、民营并存的办矿格局。公私联营的混合性质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形式更多元化的一种现实选择。

明确国有企业的边界与国有企业的功能

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国有企业改革方向是“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国有经济主要布局于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行业和重要的公共基础设施行业，以及高新技术产业与支柱型产业。如果国有企业的目标函数与私营企业趋同，均为利润导向或者国资委要求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倘若公众参与监督并分享国企利润的渠道和机制不顺，可能出现国企内部人控制的利益机制。利润动机支配下国有企业的理性行动，有与民争利之嫌。如果只是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国有企业的边界应该是比较清晰。如果被赋予稳定社会、服务公众、稳定市场等其他功能，国有企业的边界可无限扩展。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为国企边界的扩展提供现实机遇，甚至成为既得利益集团和地方政府寻求自身利益的借口。倘若不明确边界与功能，国有企业强势进入竞争性领域，会影响竞争机制发挥作用，一定程度上会扭曲市场机制。国有资本应进入民营资本不愿进入、难以进入或无法进入的领域，利用资本优势为民营企业搭建产业链平台，促进经济内生式可持续增长。

避免应急之策演变为长久之计

金融危机发生后，包括美国在内的不少国家均并用宏观调控政策与波及产业的暂时国有化、局部国有化措施，目的是为市场机制尽早恢复作用创造条件和环境。目前我们要避免短期宏观调控政策与政府微观层面的具体政策干预并用常态化。因为最为关键的是，进一步发挥中央投资的带动作用，支持、引导民间资本广泛参与民生工程、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进一步启动民间投资和拉动消费需求。

产业重组和产业振兴宜遵循市场逻辑

2009年初公布的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均涉及兼并与重组。大规模的产业重组现象仍将是2010年值得关注的现象。问题是在具体兼并重组的过程中，国企拿着国家注资和银行优惠贷款实施并购，并非开放竞争过程优胜劣汰所致。如此资源配置方式，不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内生增长。产业整合过程极其复杂，各行业特点不同，不能用行政命令强行干预市场经济。

政府须依法“进退”

依照产业振兴规划进行煤炭重组，山西“不要带血的GDP”愿望良好。然而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可能不是完全依法而是依照红头文件办事。维持社会正义与社会公平是政府的重要职责，政府有责任维护市场主体的公平地位和程序正义，政府首先必须带头遵守制度规则，依法重组整合有关资源。只要规则公开、程序公正、平等竞争，优胜劣汰的进退过程，无论具体进退主体是何种所有制背景，均有利于资源配置并保持经济的持续活力。

复苏经济与启动内需根本思路是深化改革

首先要改革财政体制，健全公共财政，国民收入分配要向居民倾斜，只有持续有效的消费需求才能支持经济长期增长。其次，必须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形成多种所有制、多层次、高效安全和结构合理的金融体系，切实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第三，进一步对民间资本开放市场，降低电力、电信、石化、金融等高利润行业的市场准入门槛，教育、医疗、文化等产业需打破体制性垄断，消除制度障碍，进一步释放民间投资能量，激发民间投资热情。

作者系广东商学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