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社会主要群体弱势化

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的一个突出的社会风险就是社会主要群体弱势化，这些群体主要包括农业劳动者、产业工人、城乡无业失业和半失业者等。据估算，当前全国居民低收入者以及中低收入者约占全部居民的80％多。〔19〕他们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生活状况不容乐观；政治上话语权越来越少，参与社会事务管理的渠道有限，对社会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小；他们的政治文化素质普遍不高，民主权利意识较为缺乏。社会主要群体的弱势化意味着三大严重后果：削弱党和政府执政的社会基础，增加政治风险；大多数社会成员不能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削弱经济发展的拉动力。根据“短板效应〔20〕”理论，一个社会的稳定与否并不取决于经济发展的增长速度和社会财富总量增加的状况，而是最终取决于社会底层群体的风险承受力和生活改善状况。这些群体对经济下行、生活水平下降的承受能力最为敏感脆弱，容易产生消极、失望等不满情绪，一旦受到特定情景、特殊事件的刺激，就可能爆发较大的社会危机。

2．中间阶层发育缓慢

在社会冲突理论中，中间阶层是最稳定的社会力量，是社会的缓冲带。首先，当中间阶层成为社会主体，可以缓解社会高层与低层之间的冲突；其次，中间阶层代表社会温和的意识形态，极端的、激进的思想和冲突论就很难有市场；再次，中间阶层也是引导社会消费的最主要群体，它能够保证社会庞大稳定的消费市场。〔21〕社会中间阶层的比例越高，社会也就越稳定。但从现阶段中国的实际来看，这一阶层主要包括经理层、专业技术人员层及私营企业主层等群体，所占比例还很小，规模大约占就业人口的15％，今后每年将以1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22〕而在西方发达国家，这一比例则高达80％左右。对于中间阶层稳定社会的作用，亨廷顿曾有过形象的比喻，“中间阶级与稳定的关系，颇似富裕与稳定的关系一样，一支庞大的中间阶级犹如普遍富裕一样，是政治上的一支节制力量。”〔23〕可见，中间阶层发育缓慢是现阶段中国社会阶层结构面临的又一重要风险。

3．精英群体的结盟

精英群体主要包括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三大群体。具体来说，它主要包括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和私营企业主、高级专业技术人员等人群，所占比例大约为4.7％左右。〔24〕当前，精英群体利益结盟的风险已经日益凸显，“学而优则仕”、“商而优则仕”和“官员博士化”都是利益结盟的一些具体表象。一项调查显示，有28.8％的私营企业主人为“争取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最为迫切。〔25〕精英群体结盟的后果之一就是降低社会的流动。改革之初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流动相当频繁，“精英循环”的可能性较高。但到了90年代中后期，情况发生了变化。其中变化之一就是权力阶层的优势依然保持，新兴的经济精英要么来自于“再分配”时期的权力阶层，要么与权力阶层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联，即出现精英的再生产。〔26〕而一旦社会成员在体制内得不到正常的向上流动，就可能寻求体制外的渠道，甚至用非和平手段来达致目的。正如亨廷顿所言，“由于缺少流动机会而政治制度化水平又低，社会挫折同政治不稳定之间便产生了联系。”〔27〕精英群体结盟的另一严重后果，就是导致垄断利益和以权谋私利益的出现，并形成对社会资源和机会的垄断。这些会直接损害为数众多的社会成员的利益，容易产生“相对剥夺感”，引发广泛的公愤，造成极大的社会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