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对“建设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

　　党的建设历来是我们党十分重视的问题。新中国60年来，加强执政党建设的经验教训很丰富。对这个问题最富积极意义的创造性地探索，主要在四个方面：

　　第一，关于党的性质和宗旨。七大开始讲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建国后的八大党章基本上是七大的说法。“文革”时期的九大党章和受“文革”影响的十一大党章，强调党是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先锋队组织。直到改革开放后的十二大，才认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至于党的代表性，七大党章讲“代表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此后的党章，没有涉及这个问题。直到十二大党章才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这个表述，一直沿用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后，才加以改变。十六大党章根据“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党的性质和宗旨作了新的表述，对党的先锋队内涵讲得更全面，对党的先进性规定得更完整，更具时代精神，有利于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

　　第二，关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毛泽东关于执政党思想已包含着对党的执政能力问题的探索。后来发生“左”的错误，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改革开放后，邓小平的党建理论，已蕴含着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包含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诸多基本问题。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主要是：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不断提高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能力；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断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能力；坚持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不断提高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能力。这是对党的执政经验的全面总结，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的重大发展。

　　第三，关于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

　　解决在中国建设具有广泛群众性的、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是毛泽东的创造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非常重视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从邓小平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到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不断对新时期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问题进行探索。江泽民在庆祝党成立80周年的讲话，集中地代表了我们党对这个问题的新认识。关于非公有制群体社会成员“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其中的优秀分子只要能自觉地为实现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 符合党员条件,也能加入中国共产党等新思想，对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和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具有重要作用。这些新的思想，也是对建设什么样的执政党和怎样建设执政党问题的富有创造性的探索。

　　第四，关于反腐倡廉建设。还在延安时期，我们党就开始考虑执政以后消除腐败的问题。建国前后，毛泽东提出“两个务必”，从严处理了共和国第一宗大腐败案的刘青山、张子善事件。改革开放后，腐败问题有如高悬的达摩克里斯神剑，需要与之不断地坚决斗争。邓小平等领导人对日益蔓延的消极腐败现象高度重视，并将“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作为向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政治交代。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不断开展反腐败斗争成为抓党的建设的重中之重。十六大以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努力开拓反腐败斗争新局面。经过30年来坚持不懈努力，反腐败斗争取得许多重大阶段性成果，并逐渐形成拒腐防变教育长效机制、反腐倡廉制度体系、权力运行监控机制等制度，对提高党的拒腐防变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四、对“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和怎样发展”的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

　　中国共产党成立就肩负着振兴中华、强国富民的历史使命。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执政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奋斗，说到底就是为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艰辛探索。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拨乱反正，包括对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和怎样发展的方针政策在内。此后，走上正确的发展道路，神州大地发生历史性变化。但是，由于人口多、底子薄、发展不平衡，在前进中仍面临着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进入新世纪，党中央在总结新中国以来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新鲜经验的基础上，借鉴国外发展理论有益成果，提出科学发展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有很大的丰富和发展。

　　其一，对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理论的重大发展。新中国成立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为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历尽艰辛，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终于探索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发展道路，形成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科学理论。科学发展观不仅坚持和拓展了“发展是硬道理”和“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思想，而且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发展方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和谐发展道路和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科学发展理念贯通起来，把坚持以人为本和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统一起来，赋予党的发展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深化了对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新形态。

　　其二，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发展理论的重大发展。

　　《共产党宣言》说：在未来社会，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江泽民纪念建党80周年的讲话重申这个观点，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科学理念的回归，并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和现阶段关于人的发展目标作了区分，即目前努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将来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个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同时兼顾个人权益的“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既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又进一步明确了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每个人的发展和一切人的发展的关系、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各方面群众的具体利益的关系，是关于人的发展理论的重要创新。

　　其三，科学发展观实现由以社会为本的发展观到以人为本的发展观的转变，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

　　社会发展，即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人的发展则指人的知识、能力、素质等的发展。这两者是对立的统一。一方面，社会的发展为人的发展提供环境和条件；另一方面，人是社会的细胞，社会是人的社会，没有人的发展也就没有社会的发展。根据《共产党宣言》，人的发展比社会的发展更具根本意义。但是，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实际过程来看，社会的发展在不同程度上是以牺牲人的发展来实现的。在我们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过去相当长时期也是以社会为本而不是以人为本。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型，人的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更为凸显。这样，发展观由以社会为本转变到以人为本，即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这就将以往提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思想，提升到新的高度。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这个转变是对唯物史观的重大发展。

　　需要指出是的，在胡锦涛同志将“四个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作为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基本经验提出时，经常有这样的提问，为什么将发展问题同前三个问题并列提出呢？我以为，首先要明确这里讲的发展不是作为哲学范畴的具有“形而上”意义的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而是同辩证唯物论的“物质”一样是指高度抽象的客观存在。所谓“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和怎样发展”问题，乃经济社会的实实在在的发展问题。它同前三个问题在同一个认识平台上。马克思主义问题是以什么样的指导思想来改变中国，社会主义问题是改变中国走什么道路，党的问题是由什么样的政治力量来改变中国，发展问题是要中国改变成什么样子，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提出这四个问题是相匹配的。（石仲泉 作者为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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