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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谈判剑拔弩张:撒切尔夫人盛气凌人激怒邓小平

www.fjnet.cn?2013-04-09 11:38? ?来源:人民网 我来说两句

1983年7月,为了寻找突破口,当时的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悄悄打电话给周南,邀请他到大使馆与自己共进午餐。

周南:到7月份的时候,他着急了,就请我吃饭。吃饭之后他说:“议程问题久拖不决,这对谈判影响很大,但是我们有我们的难处,希望你们考虑。”(关于议程)我们中文里很简单,“主权的移交”,没有别的,就5个字;而按照英文的习惯,在主权前要加一个冠词“the”。他说加“the”不能接受,因为加了就是肯定了,必须要移交,他们不能在议程上先做肯定;建议把“the”换成“a”,意思是“一个主权的移交”,希望我们同意。

我一听这个不对劲,这个“a”没法翻译成中文,也不成话,“一个主权的移交”或是“某个主权的移交”,都不像话,而且中文根本没有这个冠词。当时也来不及开会研究了,我说:“这样我们万难接受。中文里根本没有这么复杂的问题,英文里的冠词‘the’‘a’,根据我对英文文法的理解,可加可不加。你们对‘the’有接受困难,我们也不能接受‘a’,最妥善的办法就是两个都不要,上来就是‘transfer of sovereignty’(主权的移交),我认为也符合英国文化,你觉得怎么样?”他又跟他身边的一等秘书交头接耳商量了一下,说可以考虑,我说那就这么定了,不要在这个问题上继续争论了,中文不改,英文取消冠词。这个问题就此达成协议,接着7月份就开始正式谈判。

就在这顿看似平静的午餐之中,周南以敏捷的思维化解了困扰双方一年的议程问题,1983年7月,中英香港问题的第二阶段谈判正式开始。

周南和鲁平,自然均在中方谈判代表团之中。

鲁平:我对桌是大使柯利达,这个人很厉害,我们两人对面坐着。有一次谈判的时候,他对着我看,我也对着他看;他两个眼睛盯着我,我两个眼睛也盯着他;他不动,我也不动;他不眨眼,我也不眨眼。我们两人就这么盯着,看谁先动。这些事有的时候很有趣。

一边斗智、一边斗勇,中英双方就如此在谈判桌上步步为营、暗自角力。但是主动权始终控制在中方手中,英国人变着法子地寻求“以主权换治权”,中方却丝毫不为所动。一位英方代表团成员甚至承认中国人把他们“搞得狼狈不堪”。

外界自然也对谈判寄予了极大的关注。但双方商定,会谈内容绝对保密,对外只发表公报,因此,所有媒体的目光都聚焦在了每次简短的公报上。

周南:第一轮公报还写得客气,“双方就香港问题的解决进行了有益的和建设性的讨论”。到第二轮,那就更剑拔弩张了;第二轮、第三轮,柯利达甚至讲,要保证香港的繁荣,不但要英国管制,还要把香港和内地隔离开来,不要受中国内地的影响。他先用的是“隔离”,后来他说要“绝缘”,要使香港跟大陆绝缘,根本碰不到才行,说得很不像话。双方爆发了比较激烈的争论。所以第二轮的公报就改变了,我们主张划去“建设性的”,因为(结果就是)彼此知道了对方的观点,但这没有多少建设性。第三轮更有意思,两个形容词都画掉,既没有“有益的”,也没有“建设性的”,就是双方又进行了一次会谈。这看起来是小事,引起的震动却很大,外界特别是香港媒体很敏感,一看公报措词一路往下降,就知道会谈不顺利,肯定是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紫荆绽放之拉锯

1984年,关于香港问题谈判的中英双方代表团团长同时换人,周南从幕后走上前台,接替姚广出任中方代表团团长;英方由新任驻华大使伊文斯接替柯利达出任团长。而鲁平仍然以西欧司顾问的公开身份参与谈判。在随后的谈判中,英方不断地在各种问题上挑战中国主权。

周南:我接手以后,英国的谈判方式、策略也有所调整,不再正面地攻击我们的观点、政策、方针,而是采取迂回策略。比如说“十二条”,每次谈一条,谈两天,上来他(伊文斯)拿出两三张纸,说这条我不反对,但是我的理解、英国方面的理解是应该如何如何,还包括建议如何。我们一听他的理解,有时候包括他的建议,完全是挑战我们的主权。

在中方代表团的“十二条”基本方案中,有一条提出“凡是同中国建交的国家,都可以在香港设立领事馆,或者总领事馆”。英方却对此提出了反对意见。

周南:他说英国跟香港的关系十分特殊,因此要求不设总领馆,设立高级专员公署;外交代表不叫总领事,叫高级专员。我一听马上说不行,因为我在英国前殖民地也就是英联邦成员国待过,这个情况我很清楚,英国只有派往英联邦成员国的外交使节才不叫大使或公使,而叫高级专员,设立的机构不叫大使馆而叫高级专员公署。我说:“你们提这个意见是什么意思?第一,香港特别行政区不是个独立国家,即使是英联邦国家,也是在首都而不是其他城市设立高级专员;第二,只有英联邦国家你们才设专员,你们是不是想把香港作为英联邦成员国来对待?你能讲得出你们英国在任何非英联邦成员国的国家,设立高级专员公署这样的外交机构吗?”

他当时愣了一下,跟助手嘀咕了一阵说:“有啊,比如有些国家都派有商务专员。”我说:“你这就胡扯了,我们也清楚这个商务专员同文化专员一样,都是大使馆下属的外交官,由商务部派的,有的叫商务参赞,有的叫商务专员,是一回事,跟你说的高级专员是两码事,你不能来糊弄我们。”这下他没办法了,最后放弃了(这个意见)。

随着谈判的深入,英方代表团在香港隶属问题、高度自治问题等方面都制造了一些矛盾,使谈判不能顺利进行。直到在整个谈判结束之后,周南邀请伊文斯吃饭时,伊文斯才一语道出当时英方步步刁难的用心所在。

周南:我请他吃涮羊肉,当时就半开玩笑地跟他说:“大使阁下,你应该很清楚,在主权问题上我们不会让步,可你们在谈判过程当中总是不断地提出挑战我们主权的意见。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说句老实话,我们要是不提一下,怎么就知道你们一定不会接受?”他是步步为营的,所以哪一个问题上你稍微松动了,他就往前进攻了;你给他封住了,他就没办法了。这也是我们的一条谈判策略:我们的底牌不能马上亮出来,而要争取比底牌更高一点的成果,维护国家的权益。这是很重要的一条。

在接下来的谈判中,英方虽然步步紧逼,但中方在香港回归的原则问题上丝毫不让。于是,英国人方向一转,又提出了新的问题。

1984年4月,访华的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代表英国方面向邓小平提出:香港人心脆弱,希望中国不要派解放军驻守香港。邓小平立刻反驳:香港回归后国防外交必须由中央直接管辖、掌握,中央一定要在香港驻军。双方开始就“驻军问题”进行谈判。英方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由表示反对;而周南则牢记邓小平的指示,在驻军问题上寸步不让。

周南:既然国防由我们来管,当然我们要有驻军的权力,我们需要在香港驻军。而且我们很大方,英国在香港驻军,军费是香港纳税人付的;我们不占这个便宜,驻军费用由中央直接拨付。

鲁平:我们主要是负责国防,香港内部的治安事务我们一律不管,只管国防。但驻军是主权的象征,我们必须要坚持。我们人数不在多,但驻军是一定要驻的,这是个原则问题。

周南:谈到这个他就反对,反对的理由也莫名其妙、无理找理。我说我们必须驻军,因为回归了,这是我们主权的象征。他说:“你们不需要驻军。”我说:“为什么?你们需要,我们就不需要?你们可以,我们就不可以?”他说:“我们不一样,我们离香港十万八千里,(从)海上、空中(走)都很远,万一发生什么事需要采取军事行动,我们不驻军来不及;你们有广州军区,部队离香港不远,真正需要的时候可以过来一下子。但是过来也必须要有特首的邀请,还要立法会通过,而且任务执行完了以后就要离开,不能驻在这儿。”我说:“那不行,必须常驻。”

  • 责任编辑:陈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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