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亿总中流”

1970年3月，就读于早稻田大学的卓南生给新加坡《星洲日报》发回关于日本大阪世博会的报道：“负责‘日本馆’的一位官员振振有词地说：‘要看原子弹轰炸遗迹的人可以到广岛去看，这儿是属于未来，日本只想向世界夸耀诸如新干线之类的东西……’”

这位官员的振振有词印证了经济学家森岛通夫的说法：“自明治维新以来，赶上和超过西方国家一直是日本人民最悲壮的愿望。”现在，时机到了，1955年以后的历届首相都制定了长期的经济计划，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当年声称要“用一亿日元来守住贞操”的池田勇人提出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通产省的强力推动下，纺织、钢铁、机械器具、石油产品、精密仪器的生产高峰接踵而至，一些人开始使用“日本有限公司”来比喻这种政府强硬的产业政策指导下运行的经济体。对于日本人来说，为了重点加强对西欧各国有竞争力的战略产业，就必须将优秀人才集中于这些产业，为了选拔出优秀人才，孩子们就必须参加激烈的竞争，因而学校成了所谓“受验地狱”——这种旧时的印象直到现在还被一些中国人用来自我安慰和解嘲。

1960年代初，法国总统戴高乐提及池田勇人时还轻蔑地称之为“那个半导体推销员”，不出几年法国就被日本超过。到1968年，日本的GDP已超越西德，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二号强国，日本制造打遍西方无敌手，连美国媒体也开始担心。1971年5月10日，索尼公司创始人盛田昭夫登上了《时代》封面，标题是“如何应对日本的经济侵略？”

然而这只是硬币的一面，人们会问另一个问题：有多少人分享了经济起飞的成果？又有多少人被这趟疾驰的新干线列车抛下？

日本给出的答案是：1亿总中流。从1955年开始，日本社会学界进行全国的“社会分层与流动调查”(SSM调查)，到1980年代，有70%的接受调查者认为自己属于中流阶层，而来自日本政府“国民生活舆论调查”的数字则是接近90%。1984年，东京大学教授村上泰亮在他那本著名的《新中间大众的时间》里写道：“就一般趋势而言，蓝领与白领的区别应视为古典资本主义时期的一种惰性，将逐渐失去其存在意义……”

“主要是税制。”日本一家主流经济报纸的记者认为这很好解释，“日本最大的税源是企业税和个人所得税，有钱人要交很多税，有的要占收入的65%，此外遗产税也很厉害，很多人几乎承受不了……决定税制的是日本很优秀的官僚，他们毕业于名校，有这个理想：日本社会应该是公平、平等的。”

日本财团会长笹川阳平年轻时交税最高曾达到收入的80%，“那几乎就是拿一个手续费了！收税是调节贫富差距、稳定社会情绪非常重要的手段，我今年77岁了，我死后我的房子就要卖掉交税，不然会有很多麻烦。”

笹川阳平曾多次造访中国，“我常说，日本是国家财政赤字，但老百姓过得还可以，中国也许正相反吧。当然，邓小平先生的先富论是没有错，但可能他也不会想到现在中国的贫富差距会这么大。今后中国应该把更多的资金投入到社会福利方面，包括医疗、食品安全等等，这才是一个国家真正富裕的标准。”

日本工会总联合会前代表世森清从劳动者的角度给出了另一种解释：从1955年开始，日本的劳动者开始联合起来，向资方提出涨工资等要求，由于日本的财政年度到3月31日终结，所以抗争多在樱花开放前的早春，是为“春斗”。“战后日本多有劳资冲突，受到惩罚的都是工人，”世森清说，“1950年前后，日本通过了劳动组合法、劳动基准法、劳动关系调整法等‘劳动三法’，组织权和罢工权从制度上得到了保障。”

而通过劳资谈判，双方又通过一个被称为“生产力三原则”的协议：首先，双方同意冲突对彼此无好处，应该坐下来谈，以建立劳资协定；协议制定后，资方可以给劳方一个长期雇佣的承诺；保证利益在经营者、劳动者和消费者间公平分配。对于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企业内工会这日企的“三神器”，索尼的创始人盛田昭夫在《日本可以说不》里说得更漂亮些：“日本的公司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就像一个人结了婚，即使生了一个身体有残障的孩子，仍要一辈子照顾他一样，是不能轻易解雇的。而日本的员工，由于了解所谓的命运共同体，因此，为了将来，‘现在’可以忍耐。当公司方面若提出为了将来，想将盈余转增资，或投资于设备时，工会组织不会无理取闹，而有和解、妥协的余地。”

在日本采访期间，我们好几次听到这样的话，“日本人对贫富差距的容忍度极低”，而常被拿来的例子是，日本最穷的冲绳，人均收入也达到了最富有的东京的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