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中国70年广播电视理论研究的发展

来源：《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9年10期

摘 要：70年以来，广播电视理论研究从最初的方针政策出发，在历经曲折的同时，逐渐形成了广播电视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决策理论和史论研究的四大体系， 依托于专业学术机构、理论期刊以及各类学术组织得以发展壮大，充分发挥了引导事业发展，回应行业热点、引导路径决策的重要作用。 70年广播电视理论研究的历史轨迹既是一种历史的观照，也是一种方法的梳理，有助于更清晰地认识广播电视理论研究的出发源与落脚地，在多元媒介环境下寻求广播电视理论研究走向新的发展。

关键词：广播电视，理论研究，变革发展，

理论研究是引导行业发展、提供行业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广播电视理论研究伴随人民广播电视事业起步、发展，至今已70年整。作为见证并参与新中国诞生、发展壮大的核心媒介系统，70年来人民广播电视事业为我国广播电视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且宝贵的对象资料，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广播电视理论研究体系。重梳70年中国广播电视理论研究的发展历程，具有典型的历史价值和路径意义，能够为广播电视在未来的理论方向以及新兴媒介系统的理论研究提供镜鉴或轨迹的观照。

一、新中国广播电视理论研究起步时期（1949-1976）

新中国成立初期，广播成为联系广大人民群众、服务于人民教育与娱乐的重要工具。1950年胡乔木提出广播要“学会自己走路”，开始了广播性质与功能的广泛探讨，广播理论研究逐渐拉开序幕。然而，1966年开始受到来自“左倾”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制约，刚刚萌芽的广播电视理论研讨风气中断，研究陷于停滞。

起步时处于新中国成立初期，政权巩固与经济恢复成为上下一致的主要任务，广播理论探讨虽有所起步，且主要的研究均来自于广播业界即实践一线的经验反馈、分享与交流。

1、广播（电视）研究机构设立，理论研究意识觉醒

设立专门的广播研究机构，是早期我国为更好的发挥广播功能、实现广播联系群众，服务、教育和引导人民群众作用的有益手段。1949年11月3日，中央广播事业局建立地方编播研究部，是广播(电视)系统第一个业务研究机构。1957年6月5日中央广播事业局成立研究室，开始比较系统收集、整理广播文件、史料和译介外国广播电视材料。1959年9月7日，北京广播学院正式成立，在新闻学框架内开始广播（电视）教学和研究工作；1960年，哈尔滨广播师范大学、哈尔滨电视大学创办，分别招纳来自工厂、企业、学校、机关和部队的干部及工人万余人。 为适应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发展的需要，多快好省地培养农业建设人才、提高农业部门工作人员的科学技术水平。1960年5月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和东北农学院联合举办“黑龙江广播农业大学”开始试讲。 这一批广播理论研究和业务机构的创办，在为人民广播事业培养全方位素质人才的同时，也推动了广播事业的科学化发展。

2、创办广播电视刊物，建设理论研讨的阵地

50年代起，我国创办了首批广播研究的理论刊物：1955年10月由中央广播事业局主办的全国性刊物《广播业务》正式创刊，至1958年底共出13期， 1959年1月至1966年3月止，共出100期。 刊载大量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教师的文章，对后来广播电视的理论研究有较大影响。1958年中国开始创办电视，电视理论也随之起步，其主要成果集中在《广播业务》上，直至停刊共刊发电视研究类文章400多篇。

就这一时期的研究文章来看，最早围绕广播进行带有理论争鸣意味的文章发表于1951年《人民音乐》（1950年创刊）期刊上的《关于介绍西洋音乐的几个问题——对南京人民广播电台“唱片音乐会”的意见》、《从广播音乐谈到介绍西洋音乐问题》、《规模巨大的苏联音乐广播工作》三篇文章，标志着我国广播理论研讨意识的初成，且主要侧重于广播音乐方面的思考。此后，1954年发表于《物理通报》之上的《无线电广播的物理学原理和超短波》文章首次从物理学的角度对广播播音和运作原理作出了阐释。1956年《新闻业务》创刊，1957年始刊发了大量围绕广播性质、介绍国际广播组织的理论文章，如《我们是党的宣传喉舌》、《苏联广播是我们学习的榜样》（1957年6月）。1956年《新闻战线》创刊，发表了《对广播宣传工作的几点意见——在华东省市台11月杭州写作会议上的发言》（周新武，1958）；《通过多种多样的广播形式指导工作》（丁宗轮，1958）等文章，围绕广播性质和业务的研究逐渐走上正轨。1958-1960年间《新闻战线》共刊发广播理论文章17篇（表1），从广播文风、广播节目的教育性和知识性等方面提出积极的思考并借鉴和吸收国外如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广播生产经验，极大丰富和推动了广播理论研究以及对于广播实践的指导工作。1961年后《新闻战线》历经刊名的更改以及“左倾”等政治影响被迫停刊，刚刚兴起的基于广播实践经验基础之上的理论研究萌芽被压制，直至1978年《新闻战线》复刊。 

从这些文章的选题可以看出当时广播电视研究的基本特点。

3、起步探索，广播电视研究曲折发展

“文革”十年间，广播电视被定性为“阶级专政工具”，其间广播电视理论研究陷入停滞，但广播电视在技术研究方面有所发展，尤其围绕“农村有线广播网”的建设推进，相关的政策和调研报告纷纷出台。1968年随着调频广播技术的发明，广播技术理论在1973年出现。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电视技术的推广，1966年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开始启用黑白录像机，电视相关的理论调研活动有效指导和推动我国电视传播的发展。电视的理论概述文章《工业电视发展的现状及其应用》（段里仁，1974）发表于《武汉大学学报》。广播电视技术也有所推进，广播“村村通”工程覆盖面进一步扩大、电视技术研发逐步推开，为“文革”后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我国广播电视理论发展奠定了技术基础。

4、起步时期广播电视研究的特征

起步阶段的广播电视研究，对当时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由于历史背景的影响，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研究特色。阶级斗争论、政治意识形态化、现实主义，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研究理念。缺乏个体话语和美学建构，其研究标准是以是否符合当前政治斗争的需要，甚至走向“左”倾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研究的极端化。1966年4月，北京电视台播出纪录片《收租院》，尔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发表系列文章强调，纪录片表现了“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的革命主题。现在看来，这些文章形而上学，缺乏研究张力，深深地打上了那个时代的印记。

起步阶段广播电视的理论研究在思路上基本沿袭新闻理论和艺术理论的路径。研究对象主要是来自于业界的操作和实践经验，内容主要停留于描述层面，尚且缺乏学理性研究成果，理论研究基本处于一种自发状态。 但应该看到，这同当时广播电视事业发展和历史背景是分不开的。起步时期的广播电视研究为后来的探索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温济泽、康荫、左漠野 苑子熙、裴玉章、周峰、许欢子等学者开启了中国广播电视研究之先河。

二、新中国广播电视理论研究的探索时期（1977-1991）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彻底否定了过去对广播电视“阶级专政工具”的定性，从尊重媒介规律和传播效果的角度制定了诸多有利于推动广播电视发展的举措。从“农村网”的推广到“四级办”广播电视，再到调频广播、卫星频道等一系列与时俱进的技术、管理决策的实施。广播电视自身特征突出，节目体系建设基本成熟。我国广播电视在这一阶段实现迅猛发展，初步奠定了民众心目中以及理论研究“第一大核心媒介” 的地位。随着党中央对广播电视性质功能认识的进一步成熟，广播电视性质功能等定性理论逐渐清晰并初步搭建起广播电视理论研究的科学框架，推动广播电视学术研讨和活动的常态化发展。与此同时，随着广播电视理论的学理化进深，广播电视学开始自立于各个社会科学学科之林 。

1、 广播电视理论研究体系的顶层设计逐步完善

我国广播电视理论研究与广播电视政策理论一脉相承、相互支撑，成为具有中国特色广播电视理论研究的传统。广播电视事业方针政策的话语影响力引领广播电视理论研究的方向。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新的广播电视方针政策陆续出台，初步形成了以广播电视功能属性理论、广播电视媒介生产理论和广播电视艺术理论为代表的三大理论框架。

1980年“自己走路”方针的再次明确，摆脱了广播电视理论研究附属于报纸、新闻学研究的片面思路，真正开始将广播电视作为独立的媒介系统进行符合其传播规律和社会价值的理论研究。1983年4月全国第十一次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了以新闻改革为突破口、推动广播电视宣传改革的理念，为广播电视理论研究提供了鲜明的研讨方向，以新闻改革为主体的广播电视改革成为研究热点。1988年吴冷西在中国广播电视学会第一届常务理事会议上讲话，专门探讨建立新的广播电视新理论体系。在本次年会上，陈尔泰发表的《广播电视理论研究的类型》演讲，首次全面系统地以较为宏观的视角总结梳理了当前广播电视理论研究的几种类型，为即将启程的广播电视理论研究提供了科学的思路。同年首届“关于广播电视性质、功能和任务”理论研讨会在京举行，广播电视理论研究进入理论体系建构阶段。

在广播电视理论研究方面，1982年10月22日广播电视部部长吴冷西在华东七省市广播电台新闻报道经验交流会上对广播电视宣传问题发表意见，明确提出“新闻是广播电视的主体、骨干”。 同年，吴冷西在《提高电视剧质量 开展电视剧评论》一文中首次将电视和电视剧纳入艺术领域加以思考，为电视剧批评和电视艺术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思路。1984年，《文艺广播学十讲》出版 ，左漠野在读后给作者回信中，着重阐述了关于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广播学、电视学的设想，明确提到“广播学的建设，……还需要参考新闻学、教育学、心理学、美学、电子学等有关方面的著作” ，在“信息时代”的学术研究中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互渗透。由此为以后的广播电视理论研究指明了多学科融合的创新方向 。

2.学科理论基础巩固与理论研究学理性提升

80年代至90年代期间，广播电视理论研究的专著以及对广播电视学科建设的理论著作逐步出版。伴随诸多广播电视理论专著的出版，广播的电视理论基础得以完善并巩固。1986年《广播与电视》出版，详细阐述了广播电视的性质、功能、特点以及广播电视宣传的规律 ，丰富了“广播电视学”的理论成果。同年作为我国第一部系统介绍广播电视视野发展过程和成就的大型工具书《中国广播电视年鉴》出版。左漠野、甘惜芬等理论工作者参与编撰。 1987年《当代中国广播电视》（上下册）（左漠野、胡若末、邹晓青，1987年）出版，对以往的广播电视发展经验作出完整、细致的梳理与总结。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重大攻关项目的成果《中国广播电视学》（闫玉、何大中、赵水福、白谦诚、方亢、韩泽、陆原、孙以森、壮春雨、陶皆良、施旗等）于1990出版，首次将广播电视作为一门学科进行系统的建构与理论阐释，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论述广播电视基础理论的著作，标志着我国广播电视学科体系的走向成熟，为其后广播电视的学科建设作出重要的理论贡献。这期间还出版了《广播电视概论》（施天权，1987年）、《电视文化学》（田本相，1990年）、《新闻广播学研究》（康荫，1982年）等著作。这些研究为广播电视学深化起到了奠基作用。

3.学术期刊成为理论研究的重要载体，问题研究更加深入

这期间，广播电视学术期刊已成为理论研究的重要阵地，大量的理论文章丰富并完善了我国广播电视的理论建设。《北京广播学院学报》于1979年创刊，1994年更名为《现代传播》，创刊初期，《北京广播学院学报》刊载大量对美国、南斯拉夫等国家广播电视行业的研究文章，如《电视的生命源泉在人民群众之中——南斯拉夫电视事业现状》（裴玉章，1979年）、《美国广播电视一瞥》（胡耀亭，1980年）、《英国广播电视事业的历史和现状》（马元和，1980年）、《日本广播协会和它的新闻报道》（贾桑，1981年）、《罗马尼亚的广播电视事业》（武子芳，1981年）、《挪威的广播事业》（何光，1982年）等，开创了国际化视野观照的理论研讨风格。同样具有国际视野和理论前瞻性定位特色的刊物《国际新闻界》创办于1961年、早期作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内部刊物，自1979年起将广播电视纳入研究视野，刊载了如《苏联广播、电视发展趋向》（赵永福，1979）等一系列研究介绍国外广播电视趋势的文章。《广播、电视的“神经”和“耳目”（上）》（裴玉章，1980）一文将作者在日本联合摄制电视纪录片《丝绸之路》期间对NHK广播舆论调查所的访问考察经验进行深入思考，首次将关注视野聚焦于电视“舆论调查”的引导价值和功能意义之上 ，为我国受众调查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充分的理论基础和学术视野。

1984年广播电视部创办业务性刊物《广播电视战线》，北京广播学院新闻所于1984年创办《新闻广播电视研究》，此外还有《电视文艺》《电视业务》（《电视研究》前身）等刊物创办。1981年《电视大学》创刊，该刊围绕发挥电视的社会教育功能进行充分的理论研究，吸收借鉴国内外优秀的电视教育经验，发表了大量电视教育领域的研究文章。1987年7月，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创办了具有较高理论水平和全局视野的《中国广播电视学刊》。到1990年全国共有相关的广播电视理论研究刊物60余种。

相较于起步时期的广播电视理论研究，这一阶段的理论研究深受国外影视艺术、传播学、语言学等理论的影响，有了较为系统的跨学科研究体系、出现了较多具有一定深度理论价值的研究型文章，为广播电视业务发展提供更为科学、有价值的理论指导。诸如广播电视的受众研究《我国广播电视中的受众参与形式与功能》（周江南，1987）等，以及广播电视史学研究《广播史学研究刍议》（哈艳秋，1987），广播电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交叉研究如《广播电视的软科学研究刍议》（吴贤纶，1987）、《探讨广播电视事业的经济属性》（周鸿铎，1990）则首次提出并观照了广播电视的经济产业功能，成为当时具有前沿意识的广播电视理念。

4. 学术阵地的专业化建设、学术研讨活动常态化

期间，电视理论研究的队伍不断壮大，1982年广播电视部成立政策研究室，1983年中央电视台成立研究室， 1985年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成立，1986年中国广播电视学会成立， 在中国广播电视学会之下，还出现了各类专业化二级研究委员会，如“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史学研究委员会”以及各省市的广播电视社会团体，如江苏省广播电视学会（1987年成立）。除广播电视业务领域研究阵地的壮大之外，广播电视学术理论阵地也在北京广播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等高校和研究机构中建立。至1986年5月，广播电视系统的研究机构已经发展到15家，专业研究人员近百人。

各省级广播电视学会纷纷成立并围绕本省广播电视业务展开理论探讨与经验分享。电视理论研究实现了从业务探讨与学术理论的相互配合，围绕“四级办广播电视”“以新闻改革为突破口”“电视艺术”“电视文艺”“电视节目栏目化”等一系列举措展开探索与理论争鸣，形成了一批既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又富含理论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同时通过评优评奖等活动进一步调动业界和学界在广播电视理论研究方面的积极性，为广播电视领域“理论引导实践”创造更具影响力的平台。 1982年，相关期刊开展了全国首届优秀电视剧评选活动。1990年，北京广播电视学会举行新一届广播电视学术论文评奖活动。各省级广播电视学会也纷纷效仿，在全省或全国范围内开展各种形式的评奖活动。

作为促进业界与学界的沟通交流、创造更为便捷高效的理论研讨环境的广播电视学术研讨会在此期间纷纷举行，成为了支撑广播电视业务改革、理论拓展和学术升华的重要组成部分。1983年5月第十三届国际电视讨论会召开。1986年，首届广播电视学研讨会举办，会议围绕广播电视“有学”与“无学”展开争鸣，进一步明确广播电视研究对象为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和史学三大类，努力为建设并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广播电视学作出贡献。 1986年和1987年，中央电视台分别在北京召开“电视新闻改革研讨会”、在太原召开“全国电视剧美学研讨会”。同年四川省广播电视学会召开了首届理论研讨会， 探讨广播电视性质、功能、任务等论题。1986年6月，中国广播电视学会首次召开中国广播电视史志研讨会。1988年4月，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举办“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研讨会”。1990年《当代电视》举办“胡连翠戏曲剧个人研讨会”。1991年，中央电视台 召开了“黄一鹤电视艺术研讨会”。这些研讨活动进一步推动广播电视理论研究走向高质量和高水平。

1981年始，由中央电视台组织（后转为中国广播电视学会组织）的电视评奖活动成为电视节目评价和业务研究的重要理论支撑，在追求业务提升的同时也带动理论探讨的针对性价值。1991年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发起组织全国广播外宣评奖活动并常态化为每年一届。评奖是有效衔接行业实践与理论研究的重要渠道，从广播电视理论研究的角度而言，进一步提升优化了理论研究的对象、有效引导了理论研究的方向和目标。

三、新中国广播电视理论研究的繁荣时期（1992-2001）

自1992年邓小平南巡提出以改革开放的变革举措开始，中国各领域均发生了实质性的飞跃式发展，作为舆论信息阵地和文化艺术桥梁的广播电视首当其冲，无论在内容生产、话语方式还是理论研究方面，均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态势。一方面积极回应广播电视行业热点、总结经验、提升质量；另一方面积极拓展广播电视本体与电影、文学等艺术文化理论的融通，进一步延伸广播电视理论探索的范畴与深度。这一时期我国广播电视理论研究初步形成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应用决策和史学理论四大板块的学术格局，理论发展的思路更为清晰、理论研究队伍进一步壮大，广播的电视理论研究逐渐摆脱初期的经验总结式话语方式，在学理性和专业性方面得以强化，广播电视理论价值得到学术界广泛认同。

1、理论研究接轨国家战略、与行业实践共融并进

1992年3月，广播电视部政策法规司和中国广播电视学会联合召开首次全国广播电视理论研究工作会议，共部署规划广播电视理论研究课题115个，其中重点课题22个，标志着广播电视理论研究进入国家战略，实现全局意义上的规划与发展。此间，出版了一批优秀著作：《广播电视概论》（刘爱清、王锋，1997年）、《中国电视艺术发展史》（钟艺兵、黄望南，1994年）、《新闻广播学研究》（1982年）

《电视文化学》（陈默，2001年）、《中国电视剧发展史纲》（吴素玲，1997年）、《广播电视评论学》（涂光晋，1998年）、《广播新闻与音响报道》（周小普，2001年）、《实用电视传播学》（吴信训，1996年）、《十评飞天奖》(仲呈祥，1996年）、《中国电视文艺学》（张凤铸，1999年）、《广播电视学概论》（黄匡宇，2000年）、《电视文化学》（苗棣、范钟离，1997年）、《广播电视广告学》（朱月昌，2000年）等等。1993年，北京广播学院重点课题成果《中国应用电视学》（朱羽君、王纪言、钟大年，1993年）出版，引起业内人员关注。1998年国家“九五”重点社科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电视理论研究”，在吸收以往电视理论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电视的特色、性质、任务和功能，从宣传、技术与管理、产业经营、受众和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电视理论体系。 课题成果《中国电视论纲》（杨伟光、王甫、欧阳宏生、王锋、张君昌、胡智锋、尹鸿、郭镇之、时统宇、童宁等，1998年）的出版标志着电视作为一门核心学科的基本确立。

1992年，北京广播电视学会与北京台联合召开《星期三热线办公》节目的研讨会。《中国广播电视学刊》在1992年期间发表大量业界、学界关于“振兴广播电视理论研究”，将广播电视理论研究的重要价值进行弘扬的文章，使得广播电视理论研究的阵地作用开始发挥并显现，《学刊应成为广播电视改革的智囊》（蒋为民，1992年）、《进一步发挥理论对改革实践的指导作用》（邵汉开，1992年）等一系列文章再次强化并肯定了学术刊物作为广播电视事业实践和改革发展的前沿力量和指导作用。1999年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内部刊物《广播电视理论动态》创刊，理论研究的期刊阵地继续基础发展壮大。

2.广播电视四大板块理论为格局的研究体系初步形成

在多方共同努力下，我国电视研究逐渐形成了以电视基础理论、电视应用理论、电视决策理论和电视史学理论四大板块为基础的研究体系，多角度、全方位、纵深化的全国性理论学术格局渐成规模。

基础理论研究主要是从广播电视作为媒介的本质属性出发进行的理论分析与思考，除了广播电视学科总的基本理论以外，更多的是各个二三级学科的基础理论。如广播电视传播研究、广播电视新闻研究、广播电视艺术研究、广播电视经济研究、广播电视受众研究等等，1998年高鑫出版《电视艺术学》，结合电视艺术创作实践，深入、全面阐释电视艺术的语言表达、审美特征与规律，建构了电视艺术作为学科的体系。2000年，欧阳宏生出版了《电视批评论》，建立了一套中国电视批评理论体系。受众研究方面，《论电视的受众》（胡正荣，1996年）出版。《新闻广播电视受众》（陈崇山，1992年）系统、全面、科学地阐述了改革开放试下背景下的受众观念，探讨广播电视传播中受众工作的方法与意义。 此外，广播电视文艺学、美学、心理学的研究在这一时期广播电视理论研究中继续推陈出新，逐渐形成与国际广播电视基础理论研究相当的话语水平和学术格局。 《电视剧美学》（路海波，1987年）、《电视剧艺术论》（刘晔原，1995年）》等著作将电视剧（片）艺术审美理念植入电视剧（片）创作与欣赏中，为推动电视（剧）艺术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广播电视应用理论主要是针对当前广播电视领域存在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理论研讨、寻求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自90年代初期开始，围绕广播电视新闻改革的理论研讨增多，理论成果也逐渐丰富，加之广播新闻改革中“珠江模式”的成功效应，广播电视的理论研究也掀起了关于经济台、系列台等广播电视节目改革的浪潮，为全国广播电视的节目改革提供了理论引导。广播电视节目创新和思考方面的应用型文章也从实践的角度为各类广播电视节目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思考。此外，广播电视的语言艺术研究、广播电视播音主持采访理论等直接源于一线并有针对性的指导实践的研究也走向了深度与专业。

决策理论研究方面，对广播电视在新时期的性质与功能进行再确认，明确广播电视的宣传导向作用的理论文章为广播电视政策的顶层设计提供了多角度的理论探讨。随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思想方向的明确，广播电视作为党和人民喉舌，承担起党和政府与广大人民群众联系的桥梁与纽带 、把握舆论导向等议题成为广播电视性质与功能研究的主要组成部分。大量学术研讨文章从宏观策略方法等角度进行全面的阐释 。此外，从产业经营和管理的角度思考广播电视决策方向的理论文章也在此期间成为主流，如周鸿铎教授在90年代中期围绕广播电视产业发展和经济功能进行的系列理论研讨：《广播电视信息产业的功能》《关于电视节目市场研究》，陆地出版《中国电视产业发展战略研究》（1999年）等。

史论研究方面，在上一阶段以赵玉明等学者倡导下，广播电视史学研究学术阵地逐渐壮大。1992年，郭镇之发表《历史与情感 历史与经验——广播电视史研究札记两题》一文，以提高专业是研究水平的方法和措施为目标，突破以往纪念文集、资料汇编式的广播电视史研究成果，赋予广播电视史学新的内涵价值。 1990年由赵玉明教授主持的“中国广播电视通史”成为我国首个国家社科基金研究广播电视领域的项目、列入国家规划项目建设。由此，中国广播电视史论研究不仅实现了行业历史的文献和资料梳理，而且实现了行业的理论历史资料的总结与汇编，体现了广播电视理论研究的深入、专业化发展达到新的历史阶段。

3、广播电视研究现代化与理论期刊特色形成

这一时期广播电视研究成果体现除学术论文、评论、专著等以外，中央电视台研究室王甫等创办的《精品赏析》栏目，以电视手段研究电视，一时间全国出现了一批类似节目，使电视研究日趋现代化。

随着广播电视理论研究四大板块格局体系的完善与有序发展，原有作为广播理论研讨阵地的广播电视刊物也相互配合，各自在四个领域内突出特色、形成鲜明的风格，如《现代传播》（原《北京广播学院学报》）成为广播电视基础理论和决策理论的主要阵地，在进一步介绍国内外优秀的基础理论和发展趋势的同时，进一步拓展了中国特色广播电视学的学科理论基础和深度价值；《中国广播电视学刊》与《电视研究》《中国广播》成为广播电视决策理论应用理论研究的主要话语阵地，在此期间从各个角度、各个领域对广播电视的内容生产提供了大量具有前瞻性和务实价值的理论研讨成果。

此期间，全国广播电视理论研究蔚然成风。为了推动理论研究的开展，更好地表彰广播电视理论工作者，经国家广电总局党组批准，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在全国展开了一年一度的广播电视论文、两年一届的广播电视论著评选活动。在全国开展“十佳百优”广播电视理论工作者评选活动，一批广播电视理论工作者得到表彰奖励，大大地鼓舞了广大理论工作者理论创新的积极性。

四、新中国广播电视理论研究的转型发展时期（2002-2019）

随着上一阶段广播电视理论研究体系的逐步成型，理论源于实践并作用于实践的研究趋势愈发成为广播电视业界和学界的自觉。围绕广播电视经营管理体制改革、新闻改革等一系列行业发展转型的理论研究进一步充实广播电视理论的研讨范畴。90年代随着互联网的在我国的推广与新千年的逐步普及，网络化传播重构以往广播电视的媒介传播格局，加之互联网和移动通讯技术的飞速发展，新兴移动传播终端作为整合多元传播渠道的立体化媒介迫使广播电视面临深度的融合与转型，在困境与机遇并存的当下，广播电视理论研究一方面肩负起改革探索与路径决策的使命，另一方面也推动广播电视理论研究向着更为丰富的跨学科和跨文化视野拓展。

1．基础理论研究取得稳定发展，其它理论与时俱进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广播电视事业进入转型期。其基础理论建设也进入一个重要阶段。2004年，部级重大攻关项目：“当代中国广播电视学理论建构”立项。历时10年，2014年作为新世纪广播电视基础理论研究的又一次全方位、大跨度、整体性理论梳理的著作《当代中国广播电视学》（张振华、欧阳宏生、张君昌等）出版，该专著承继了1990年《中国广播电视学》和1998年《中国电视论纲》以来广播电视理论研究领域的基础理论研究传统，在新的行业格局中梳理并探讨了“基本属性”、“时代环境”、“传媒生态”等十个关键理论问题，成为新时期中国广播电视理论发展的纲领性著作。2019年，《中国广播的电视学》（张振华、张君昌、欧阳宏生等）出版，是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对2014年出版的《当代中国广播电视学》的修订增补和完善。这些著作在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背景下探究了融媒体时代广播电视的新定义，以“智慧广电”为核心打造智慧城市、服务智慧社会建设。在多元媒介融合发展的新时代，两部著作敏锐捕捉行业变革发展的动态，立足“当代”视野，为广播电视理论研究提供新兴的布局导向。这些著作体现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思想，对现实具有权威性、指导性作用。

进一步拓展并建构广播电视的学科理论体系，史学研究取得了较好成果。如《中国电视史》（刘习良，2007年）、《中国广播电视通史》（赵玉明，2004年）、《中国广播史考》（陈尔泰，2008年）、《中外广播电视史》（郭镇之，2004年）、《中国电视批评史》（欧阳宏生，2006年）、《中国电视纪录片史论》（何苏六，2005年）、《中国纪录片发展史》（方方，2003年）、《中国广播电视新闻研究简史》（王文利，2008年）、《中国广播研究90年》（申启武，2010年）、《中国电视史(1959-2018)》（常江，2018年）等等。进入21世纪以来，跨学科研究成为广播电视研究繁荣发展的重要标志。政治学、哲学、美学、艺术学、文化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被大量用于广播电视研究，广播电视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决策理论研究都取得了丰硕成果、出现了一批优秀著作。如《电视传播艺术学》（胡智锋，2004年）、《生态电视论》（刘炘 2004），《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广播电视业》（陈富清，2002年）、《类型化广播的中国发展道路》（李欣，2018年）、《当代广播电视概论》（孟建，2011年）、《纪录片创作》（朱景和，2002年）、《电视剧原理》（曾庆瑞，2006年）、《纪录中国》（吕新雨，2003年）、《中国民营电视公司现状报告》（李幸，2002年）、《电视媒介经济学》（吴克宇，2004年）、《电视批评理论研究》（时统宇，2004年）、《电视收视率解析》（刘燕南，2006年）、《电视艺术概论》（蓝凡，2005年）、《电视批评艺术》（刘晔原，2008年）、《中国电视产业评估体系与方法》（李岚，2004年）、《广播影视产业支柱性与转型发展研究》（魏文楷，2018年）、《批评与建构——聚焦中国电视》（谭天，2009年）、《电视时代—中国电视新闻传播》（陆晔，2007）、《电视修辞学》（张小琴 2013）（21世纪中国广播前沿系列丛书10部 覃信刚等总主编）等。

2、探索广播电视在新时代的变革，回应行业热点

与此同时，伴随着广播电视在新时代的转型变革，诸多积极回应行业热点、探究转型方向的理论文章塑造了当代广播电视理论研究的新格局。

一是围绕广播电视集团化、产业化改革而产生的成果。时任国家广电总局局长徐光春指出，要“形成一批在国际、国内有竞争力、有影响力的大型广播影视传媒集团”和“全国性的广播影视网” 。2000年12月27日我国首个省级广电集团——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正式成立运营。根据知网以“广播电视”、“集团化”为关键词的搜索结果显示，相关话题的理论研讨在2000年起步，2001年达到高潮，2002-2003年保持平稳态势，从经验借鉴、辩证反思、战略决策、运行机制、评估体系等多方面为这一行业改革实践提供了充分理论支撑与路径保障。

二是广播电视频率频道专业化建设。早在80年代起中央电视台就开办了少儿节目，80年代后期开办经济频道，至2003年新闻频道的开播，经济频道、少儿频道的改革，频道专业化的浪潮迅速在全国电视行业中兴起。广播方面，自2002年起，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首进行以“频率专业化、管理频率化”为核心的改革也迅速启动，并形成了中国之声、经济之声、音乐之声等8个专业化频率。2002年，关于“频率频道专业化”的相关理论研究达到顶峰。

三是以“真人秀”电视节目掀起的泛娱乐化批判研究。这类研究源于2003年起以湖南卫视“超级男声”、“超级女声”等草根类歌唱选秀类节目所带动的全民选秀浪潮下的一种过渡娱乐化反思。

此外，对广播电视行业年度热点的总结式研究以及理论研究的再研究再此阶段成为一种常态化的形式，为年度理论梳理总结、理论的回顾与在提高提供了一种宏观和全面的思路视野。《电视研究》在每年的1、2期刊发电视理论研究的年度述评。《中国广播电视学刊》将第一期的“聚焦”专栏设定为上一年度广播电视理论行业的综述研究汇总， 系统地总结上一年的广播电视热点。《中国广播》也在每年1、2期辟出专栏，刊载理论研究评析性文章。

3.互联网语境下广播电视理论研究的转型

“互联网+”、“三网融合”、“媒介融合”、“融媒体中心建设”等论题成为这一时期研究的热点难点问题。

随着互联网、移动媒体、VR、AR等新兴媒介技术手段的推广与运用，广播电视面临着视听率下滑的危机与新技术介入、融媒体建设等新的挑战。广播电视理论研究要及时回应，为广播电视在新媒体、多元媒介传播时代的内容生产、主流价值观传达和信任度研究等领域提供理论支撑，拓展和延伸广播电视理论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据不完全统计，2014年以来，全国公开出版有关媒介融合的著作40多部、在核心期刊以上发表这方面的专业论文500多篇。2010年起，为更好的适应互联网时代的传授需求，广播电视的理论研究也紧密围绕“三网融合”、“数字化转型”、“媒介融合”背景下的各方面展开。

我国广播电视等刊物在继承理论引导实践、探路实践的传统功能的同时，也引领理论研究的前沿探索。提出并探讨了“TV+”与“广播+”等互联网时代广播电视转型发展的路径理念。其中“中央厨房”的理论研究在2012年起步 ， 2017年达到理论研究的高潮，各个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为广播电视借助“中央厨房”策略实现新媒体融合发展的转型路径建言献策。

2019年随着“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推进， “县级融媒体”理论研讨成为广播电视理论研究的新兴热点，《扎实抓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谢新洲，2019年）、《当前县级融媒体建设的问题思考与策略探究》（曾祥敏，2019年）、《5G与人工智能时代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关键点——以江苏邳州为例》（胡正荣，2019年）等理论研究文章充实与完善了这一决策的理论基础。

4、广播电视学术队伍壮大、各自特色鲜明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广播电视进入转型发展期，各种需要探讨的问题多、急需广播电视研究作出回应。此时，我国各级各类管理部门、媒体、高校，广播电视研究机构大量增加。2004年6月，国家广电总局发展研究中心成立，时任总局副总编辑的黄勇兼任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各省市自治区广播电视管理部门、媒体、各科研院校或前或后都建立了研究机构。据不完全统计，到2019年全国与广播电视直接相关研究院所中心等550个左右。期间中国广播电视协会正式更名为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全国广播电视研究队伍壮大，并形成各自鲜明特色。联合会下属56个二级分会和专业委员会、24个国家一级学（协）会，11个各类学术研究基地，涉及到我国广播电视业界和学界的各个专业领域。广播电视事业的繁荣也促进高等教育的发展。据统计，全国有800多所院校办有广播电视专业，有3万人从事广播电视教学科研工作。各级各类管理机构以及各类媒体，有1万人从事研究工作，累计全国有4万广播电视理论工作者。以管理机构、媒体、高校为代表的研究队伍，逐步形成自身研究定位和风格，共同筑就中国广播电视理论大厦。

应该看到，21世纪以来，我国广播电视研究的形式呈多样化，除传统表现形式外，网站、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已成为广播电视研究的重要载体。早在2002年，央视国际网站在刘连喜的主持下，开辟了“电视批判”栏目，为电视研究搭建了网络平台。广播电视研究表现形式的现代化网络化进一步促进了理论研究的繁荣发展。

在当前多元媒介环境下，我国广播电视理论研究虽有转型的理论自觉，但还缺乏真正的媒介“融合”理论研究。随着“融媒体”、“两微一端”、“中央厨房”等新型媒介发展观念的确立与实施，传统广播电视的理论体系将被打破，真正与移动互联网、VR等新兴媒介技术融合的“大视听”研究体系，包括从内容生产、媒介整合、效果评估等多方面全新的研究体系将会继续推动广播电视理论研究进一步转型。一方面借鉴并依托于传统广播电视系统70年来探索形成的视听语言表达系统，将新型媒介技术如移动互联、VR感官体验、场景化模式等植入传统优秀的广播电视视听节目中，在理论研究方面主动并积极探索视听节目与技术衔接的方式、策略与机制，如多屏互动、互动叙事电视节目等；另一方面，广播电视理论研究要致力于拓展并延伸传统视听传播渠道、挖掘传统视听内容的多媒介、跨媒介生产与再生产结构方式，如CNTV、@央视网、H5等新兴的跨媒介视听传播方式。中国正在由广播电视大国向广播电视强国迈进的征途上，广播电视理论工作者任重道远！

注释： 

张承芳：《哈尔滨广播师范大学、哈尔滨电视大学开学》，《新闻战线》1960年5月，第4页。

黑龙江台对农村广播部，《黑龙江台举办广播农业大学》，《新闻战线》1960年5月，第11页。

左漠野（主编）：《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21页。

赵玉明：《“文革”前的<广播业务>究竟出了多少期？》，《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年04期，第83页。

欧阳宏生、李宜蓬：《中国电视理论研究的发展历程》，《现代传播》2009年第2期，第14页。

根据知网“广播电视”为关键词的搜索结果，1966年后仅有《广播电视的未来》（1973年发表于《广播电视技术》之上）一文在技术方面进行了论述、1974年《工业电视发展的现状及其应用》（发表于1977年《武汉大学学报》）。

张振华主编：《中国广播电视学》，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8年版，第8页。

根据知网“广播电视”为关键词的搜索结果显示，1978至1992年间，广播电视理论研究呈现出较高的增长态势，为其他阶段年度增长率之最，广播电视理论研究成为一块“热门”阵地。

杨青：《新闻是广播电视的主体——吴冷西同志谈广播电视新闻》，《新闻战线》1982年06期，第4页。

《文艺广播学十讲》由牛印文著，四川广播电视厅于1984年出版，为内部印发。

“我们需要广播学、电视学——左漠野同志的一封信”，《现代传播》1985年06期，第40页。

参见“新书《广播与电视》与读者见面”，《新闻知识》1986年9月。第48页。

参见裴玉章：《广播、电视的“神经”和“耳目”（上）——NHK的舆论调查》，《国际新闻界》1980年04期，第3页。

1986年，中央电视台运用分层随机后仰的方法对全国28个城市进行大规模调研，创办《全国28城市受众抽样调查分析报告》。

欧阳宏生、李宜蓬：《中国电视理论研究的发展历程》，《现代传播》2009年第2期，第15页。

罗弘道：《改革开放十三年的广播电视理论研究工作》，《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92年10月，第37页。

陆原：《为创建中国广播电视学作贡献》，《新闻界》1986年12月，第30页。

欧阳宏生、李宜蓬：《中国电视理论研究的发展历程》，《现代传播》2009年第2期，第16页。

陈崇山：《新闻广播电视受众调查研究十年》，《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92年12期，第10页。

杨伟光：《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深化广播电视改革——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体会》，《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96年12期，第7页。

相关应用理论研究文章如《建设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电视文艺》（刘习良，1996）、《广播电视理论研究迈向新台阶》（胡妙德，1996）等。

参见郭镇之：《历史与情感 历史与经验——广播电视史研究札记两题》，《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92年02期，第20页

赵玉明：《中国广播电视通史》，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2014年版，第408页。

秦敏：《“中央厨房”：全媒体环境下的新闻采编方式创新》，《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2年12月，第90-92页。

参考文献：

《中国广播电视年鉴》（历年）

《中国广播电影电视发展报告》（历年）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历年）

《现代传播》（历年）

《电视研究》（历年）

《中国电视》（历年）

《中国广播》（历年）

《中国广播影视》（历年）

《新闻战线》（历年）

（作者简介：朱婧雯：成都大学传媒研究院副研究员、新闻传播研究中心副主任、博士; 欧阳宏生系成都大学特聘教授、传媒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